ID:腾云驾雾—袁
平台:QQ
联系方式:563369062@qq.com
下载该书的PDF版(本站整理者提供,请优先考虑支持正版)
回到目录

摘要

如果了解新中国史与党史回避了苏联的作用与影响,这是一种非常严重的错误。中苏两大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一向为历史爱好者所关注,在当下“新四史”不断受到重视的情况下,了解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教训尤为重要,苏联的历史更是如此。沈志华先生在其主编的著作《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中,通过编年体的形式,在掌握丰富的中国与苏联历史档案的基础上,详尽而深刻地论述了中苏两国关系的历史。
关键词:沈志华;中苏关系;社会主义国家

内容

1991 年,伴随着镰锤红旗在莫斯科上空缓缓落下,昔日的社会主义联盟不复存在。苏联解体的影响不仅在于政经领域,更在于历史研究领域。俄联邦档案馆解密了不少苏联时期的档案,这对于当时的历史研究者而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福利”。而在我国,也有很多人对于苏联的秘密档案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沈志华先生便是其中之一。20 世纪 90 年代,沈志华先生与社科院合作,个人出资 140 万元,专程到俄罗斯和美国搜集俄国解密档案,随后与其他研究人员组织翻译、整理,并最终出版了 36 卷《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如此丰富的一手史料不仅提升了沈志华先生的地位,也为我国的研究人员提供了新的视角来看待这个昔日的 “红色大国”。

此后,在针对苏联历史的研究中,相关人士不断推出了很多相关的历史著作,并涌现出如郑异凡、冯绍雷、杨奎松、李丹慧、牛军等教授。这些人的作品极大扩

充了相关历史资料,并对某些争议事件有了更为翔实的描述。接下来笔者将会从书籍本身与历史现实的结合中,为各位读者阐释这本书对于了解中苏关系,认识苏联历史的重要史学价值。

一、书籍的演变

目前笔者所拥有的书是 2016 年 10 月出版的第三版著作。2007 年 1 月,新华出版社将该书的第一版公之于众,彼时各卷撰稿人为杨奎松、沈志华、李丹慧与栾景河,并得到了中国前驻俄罗斯大使李凤林的支持与协助。该书刚一公布便得到了关注,且在 2008 年 10 月荣获第九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但因为第一版的问题较为突出,尤其是文章间的逻辑不清,故在 2010 年进行了第二版的写作。

【读书】国家间的分与合——评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图一:第九届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名单,源:王志娟. 上海市第 9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览[J]. 上海文化年鉴, 2009(1):2.

在第二版的写作中,编写团队除了将栾景河换为牛军进行第四篇的写作以外,还参考了一批在这段时期里国内外出现的崭新学术成果,使其得以在第一篇的基础

上有所润色,更能为广大读者所接受。然而在某些程度上,第二版依旧有其局限,如中苏经济合作内容的缺失、中苏文化交流与影响以及中苏两国对于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等内容便未能体现。2016 年 10 月,在修缮辞藻,增加第四篇关于中苏关系的最新论述后,第三版,即最新版本的《中苏关系史纲》正式刊行。

时至当下,针对中苏两国关系的研究日趋重要。从结盟走向分裂,从对抗走向“正常化”,认识中苏关系便如同打开了理解“新四史”的钥匙,无疑会对我们认识冷战时期大国外交与人民政权发展历程有所裨益。“以史为鉴,可以知得失”,中苏关系作为 20 世纪最重要的双边国际关系之一,从我们对这一关系获得的启示中,我们会正确认识当下的中俄关系,使我们不会被污言秽语所叨扰。

【读书】国家间的分与合——评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图二:《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第三版封面

二、著作的特点

从整体上看,全书共分为两册四个篇章:“难以确定的对手”(1917-1949)、 “同志加兄弟”(1949-1960)、“从分裂到对抗”(1960-1978)与“走向正常化之路”(1979-1991)。其中又以第二篇与第三篇为全书的重中之重。而相较于某些史学著作,《中苏关系史纲》拥有许多特点:

1、参考的史料繁多,且某些史料为俄文原文史料。恰如恩格斯在《恩格斯致格奥尔格·亨利希·福尔马尔》一文中所说:“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得益于先前对苏联解密档案的研究,该书的创作团队可以参考很多前人所无法看到的学术成果。除却很多名人选集、相关专著以外,还有很多苏方档案的原件与有关部门的数据档案。“史料是史书的血液”,如果无法在参考史料上下足功夫,再好的辞藻也只是空谈,再冠冕堂皇的论断都难以服众。

譬如在第一篇论述苏联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时,便引用了列宁在《为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准备的文件—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初稿)》中的论述:“各国共产党必须帮助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民主解放运动;把落后国家沦为殖民地或在财政上加以控制的那个国家的工人,首先有义务给予最积极的帮助。”,这也就为之后苏联支持中国革命的阐述埋下了铺垫。

2、以编年体的形式,通过时间顺序突出中苏关系的变化的原因。尽管全书分为四篇,实则由两大部分组成:1917-1949 年,是苏维埃俄国/苏联与旧中国的关系;1949-1991 年,是苏联与新中国的关系。尽管对于前者只有第一篇有论述,但后者的三篇无时不刻在受着第一篇的影响。例如第二篇第一章“同盟条约的签订与中苏利益冲突”中,作者先是对中苏旧约,即《中苏友好同盟条约》进行回顾,随后引出了毛泽东主席对于“重签中苏条约”的坚定要求,最后才是对中苏谈判的论述与《中苏友好互助同盟条约》的内容。这种前后文呼应在全书中比比皆是,使读者在阅读中“忽有恍然大悟之感”。

3、对于某些内容的评价较为客观。列宁在《立宪民主党人的胜利和工人政党的任务》里有云:“马克思主义教导我们,要从发展中观察一切现象,不要只满足于作表面的东西,不要相信漂亮的招牌,要分析各个政党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要研究预先决定这些政党的政治活动的意义和结局的客观政治环境。”对于这本书而言也是如此。诚然因为作者本身的学识与领域所限,客观理性因条件所限无法完全展现,但得益于资料的丰富性,利用数份资料相互印证,相对客观又得以实现。中苏关系涉及到很多关键人物与时间,故作者在全书中没有“非黑即白”的情绪化表达,而是就事论事,针对某些矛盾给予有依据的论点,对于中苏关系中苏方的黑历史,尤其是 20 世纪 50 年代后的期出现问题,如中苏论战、1969年的珍宝岛与铁列克提事件均站到了中方正确的立场。

4、补充了很多领域的资料,尤其是中苏两国在经济领域的数据。长期以来,关于中苏两国在经济领域的合作内容始终是一处空白,相关史料数据模棱两可,甚至对于双方的援助金额都因为币值的变化而无法确定,庞杂的数据又无法直接引用,这对于中苏两国关系的深入认识产生了不利的影响。沈志华先生在其著作《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中将先前的资料予以整合,并在最后形成了一些直观的数据:
【读书】国家间的分与合——评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这些数据的产生无疑有助于让读者更为直观的认识到中苏关系的发展程度,随后的时间里也出现了更多类似的数据。在这本书中,类似的数据不断出现,或是对旧内容的整理与应用,或是在此基础上的创新,如此的量化数据,正式对全书内容的完善与知识体系的形成。下面列举出几份有关内容,不一定是该书的,但也是密切相关的:
【读书】国家间的分与合——评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此份资料引用来源:资料来源:张泽宇.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述论(1954~1966 年)—基于苏联解密档案的研究[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6, 23(6):81.

【读书】国家间的分与合——评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读书】国家间的分与合——评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资料来源:《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 1949-1966》,山东教育出版社,2004:75。由于 1958-1960中苏关系恶化与工期等主客观原因,实际完成 150 项。其中 4 项(第二汽车制造厂、第二拖拉机制造厂、山西潞安一号立井、山西大同白土窑立井)因为选址争议,2 项则因为陕西 422厂统计了两次,造成两项重复计算。

【读书】国家间的分与合——评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三、个人对于中苏关系史的看法

对于苏联这个国家,我们应当如何看待?在当下,“精苏”作为一种特殊的互联网群体,在红色思想愈发深入人心的今天成为一种特殊的存在。诚然苏联在历史上的影响与其光辉事迹令人动容,加上社会主义的情谊加成,这种崇拜也可理解。然而某些“精苏”的极端行为与言论实则出格,它们所崇拜的不是苏联背后的红色精神,不是苏联人民在立国初期的伟大奋斗,更不是“英特纳雄奈尔”的崇高理想,而是“红沙俄”的武力与那些段子!没有经过足够的理论学习,没有充足的阅读量,如此“精苏”,止增笑耳。而真正的“精苏”,则在理论的学习中充实了自己的能力,他们早已不是“精苏”,而是又红又专,信仰坚定之人。

那么,对于中苏关系,我们又应当如何来评价?可以这样说:有利有弊,在不同的时间段发挥了各自的作用。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百年党史中,苏俄及其日后的苏联始终为我国的革命事业发挥了较为关键的作用。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前,苏联及布尔什维克党便是中国共产党的合作伙伴,尽管双方在某些问题上相互有意见,“左”倾错误、外蒙古问题与旅顺军港问题上更是争论激烈,但合作依旧是双方的主题。新中国成立以后,中苏两国两党不断深化关系,并在此过程中壮大了社会主义力量。“156 项工程”作为中苏两国关系的标志而永载史册,俄语更是那个时期必学的外语,仅“老大哥”一词便足以代表友好关系。

其次,在经历了“中苏友好期”以后,双方的关系反而向坏的方向发展。苏共二十大以后,中苏在意识形态问题的分歧愈发严重。一篇《关于个人崇拜及其后果》在否定了斯大林的同时,更为中国带来了新的思考。这便是《论十大关系》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出版,其中毛泽东指出中国向外国学习的口号是对的,但也要求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探索中国国情与马克思主义的“第二次结合”,要“走自己的路”。1958 年“长波电台”与“联合舰队”事件则大大加深两国在主权利益上的分歧。1960 年,因中苏两国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的“罗共第三次代表大会”上争论激烈,苏联在同年 7 月 16 日撤走驻华专家,中苏友好关系走向了终点。

此后的历史进程更为曲折,勃列日涅夫上任后更是加剧了双方的矛盾,中苏分裂与对抗程度加深。苏联对中国的抨击日趋增加,以致“百万苏军陈兵边境”,两国的关系步入了焦灼的状态,边境冲突不断,不断膨胀的帝国主义争霸又带来了针对我国的军事压力。直到 20 世纪 80 年代中苏关系正常化,紧张的关系才得以结束,1989 年,戈尔巴乔夫访华标志着中苏关系恢复正常,两年后,苏联作为红色大国在积重难返下,走向了解体的惨烈命运。

最后,中苏关系作为 20 世纪最为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中的过程值得在当下

中俄关系的发展下予以深切的思考,具体而论,中苏关系拥有许多特点值得我们总结:
其一,中苏关系的主权观念不明确,表现为国际主义理念与民族或国家利益诉求之间的矛盾,以意识形态的同一性替代或掩盖了国家利益的差异性。然而,在意识形态与国家主权与利益的冲突中,却各自有所主张。大国,强国,处于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通常强调国际主义原则,而小国,弱国,处于被领导地位的国家和党,则往往强调国家利益。这种不平等对于刚刚经历屈辱的近代史的新中国而言无法接受,便导致了最终的对立与无疾而终。
其二,两国平等意识不清晰,表现为同盟内部领导与被领导的组织原则与各国享有平等权利的准则之间的矛盾,以社会主义阵营的统一领导排斥了同盟各国应享有的平等权利。从共产国际时期开始,国家与党际之间的不平等便有所显现,在此后 1956 年的匈牙利事件与 1968 年的“布拉格之春”中,关系的不平等更体现在苏联的军事行动中。可以说伴随着 60 年代初期不断升级的边境纠纷,两国关系的持续恶化和对抗终于爆发了 1969 年的边界武装冲突。就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而言,中苏同盟从此走上了不归之路。

放眼于当下的中俄关系,不得不说是这是在吸取中苏关系教训的基础上,辅以当下的局势所形成的。恰如马克思在《十八世纪外交史内幕》所言:“要了解一个限定的历史时期,必须跳出它的局限,把它与其他历史时期相比较。”,这也是中苏关系在当下作用的体现:以史为鉴。苏联模式的缺点与失当的政策已逐步被更多人所认知,在新时代到来之际,我们要做的便是未雨绸缪,吸取教训,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也希望各位读者在阅读这套书时,可以从中坚定信念,有所收获。

四、参考文献

[1] 沈志华. 无奈的选择:冷战与中苏同盟的命运(1945-1959)[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3.
[2] 沈志华主编. 中苏关系史纲 ——1917~1991 年中苏关系若干问题再探讨
(第三版)[M].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6.
[3] 张柏春、姚芳、张久春、蒋龙. 苏联技术向中国的转移(1949-1966)[M]. 山东教育出版社, 2004.
[4] 毛泽东. 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四卷)[M]. 人民出版社, 1991.
[5] 董志凯, 吴江. 新中国工业的奠基石 156 项建设研究(1950-2000)[M]. 广东经济出版社, 2004.
[6]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M].人民出版社, 1982.
[7] 中共中央马、恩、列、斯著作编译局. 列宁选集[M]. 人民出版社, 2012. [8]李天健. 新中国缩小区域经济差距的初次尝试及其长期影响—对 156 项工程的再审视[J]. 当代经济研究, 2021(6):103-112.
[9] 张泽宇. 中苏科技合作委员会述论(1954~1966 年)—基于苏联解密档案的研究[J]. 当代中国史研究, 2016, 23(6)
[10] 王志娟. 上海市第 9 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览[J]. 上海文化年鉴, 2009(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