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清年大学习
平台:微信
联系方式:MaxLau@163.com

编者按

感谢观众为我们投稿两篇严肃书评,但我们没有收入《蛋卷俱乐部》而是单独发出,原因是这两篇书评的“门槛”有点高。

我们不介意观众分享严肃书籍的阅读体验,但我们希望书评本身能降低严肃读物的“门槛”,而不是继续让人对严肃读物“敬而远之”。

《蛋卷俱乐部》虽然不是专业媒体人的作品,但毕竟还是分享给普通观众,所以没有直接选用。

从我的角度说,这两篇书评有2个主要问题。

1 读严肃历史读物,并没有总结出简要模型, 尤其没有总结量化模型。
2 读大范围内的外国史,并没有结合全球范围内的通用模型,打通中外历史。比如奥斯曼帝国从封建主军制,到统一新军,再到新军垄断各项封建权利的过程,完全可以比拟中国封建王朝,并总结统一规律。

如果以后能在这两方面做调整,相信能有更多的观众回应。

——马督工

隐形的力量

——评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

摘要:凯尔·哈珀《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一书中,通过气候、人口对罗马帝国的影响构建了全新的罗马帝国兴起和崩溃的体系,通过对气候学、生态学、医疗史、传染病学等方面史料的挖掘,从全新的视角来审视罗马灭亡的原因。

关键词:凯尔·哈珀;传染病;罗马帝国灭亡

自文艺复兴以来,几百年间古典学界对罗马帝国的衰亡及其原因一直是为人津津乐道的话题。罗马史学界关于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众说纷纭,德国史学家亚历山大·德芒特(Alexander·Demandt)将人们提出罗马灭亡的原因整理成两百多种理论,从罗马帝国帝国皇位继承混乱、军队缺乏纪律、人口的减少、蛮族的入侵等,并且将这些因素分为五个内在因素以及一个外在因素。而爱德华·吉本(Edward·Gibbon)在他的煌煌巨著《罗马帝国衰亡史》中究罗马帝国衰亡的原因与经过,指出除了道德腐败和国家分裂,还有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加速了罗马文明衰落的过程,最后蛮族入侵导致罗马帝国灭亡。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一经发表便成为当时上至贵族妇女,下到普通百姓的读物,一时洛阳纸贵。但吉本所提出的衰亡理论还是18世纪理性时代留在历史著作上的痕迹,因此英国的史学家伯里(John·Bury)在《晚期罗马帝国史》认为吉本的衰亡模型的构建过于理想化和简单,从东罗马帝国在接受基督教之后基督教的程度远比西罗马帝国更深,但是其延续的时间也远比西罗马帝国更久,所以吉本说提出的基督教的兴起和传播加速了罗马文明衰落并不能完全解释罗马帝国的衰亡。伯里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是多种因素交织构成的,并不能简单的以单一的因素来解释罗马帝国的灭亡。伯里还推进了吉本关于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的认识,肯定了吉本关于整个罗马帝国关于“衰亡”的建构,在研究罗马帝国衰亡问题的大前提下将更多的视角放在晚期帝国的种种问题上来。在20世纪60年代对于“衰亡”问题的聚焦在由“罗马帝国的转型”叙事话语取代以往的“罗马帝国衰亡”论调。随之而来如何定义“晚期古代”这一概念成为罗马史学界关于“衰亡问题”新的研究方向。

而“晚期古代”学派从宗教和文化方面出发,与之前传统的“衰亡”观点不同,从“兴起”的角度来研究晚期帝国的文化和宗教。对于如何界定“晚期古代”的时间界限以及如何界定“晚期古代”的文化宗教的辐射范围等问题进行讨论。“晚期古代”学派更为重要的影响就是对于“衰亡”问题的全面重新评价,抛弃了以往人们认为罗马帝国的衰亡就代表着古典时代的衰亡的看法,提出即使罗马帝国呈现衰亡的颓势,但其中也孕育着宗教、文化的兴起,其中基督教的崛起最具有代表性。一方面罗马帝国的衰亡也不意味着罗马所有的文明因素都在衰弱,罗马帝国辽阔的领土,复杂的民族和各地区发展的极不平衡都决定着罗马帝国晚期的变化不是武断地以“衰亡”二字概括;另一方面,“衰亡”一词是需要有一定的标准来界定,而如何定义衰亡并没有成为晚期古代研究的共识。因此学者们更加倾向于用“变迁和转型”来描述晚期古代的研究。不可置疑的是,晚期古代理论扭转了自吉本以来对待晚期帝国的负面态度,转向强调在文化和宗教等其他方面重新审视“衰亡”这一理论的构建,打破了古典史学界中与教会史、东方学以及艺术史之间的壁垒,建构起以“晚期古代”的转型理论来阐释晚期罗马帝国的变迁。“晚期古代”学派自身也具有相当的局限性,晚期古代学派的学者们为了避免以吉本代表侧重于政治、经济史方面的窠臼,但却又陷入过分聚焦于文化和宗教的研究,忽视了对政治、经济、军事等领域的互动。在史料选取方面也偏向于埃及、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史料,而忽略了作为罗马帝国的中心意大利地区以及地中海东部的史料。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历史学和计量经济学、环境学、生物学等学科交叉研究,对罗马帝国“衰亡”这一问题又重新成为研究的热点领域。赖建诚在本书的序言中提出:“过去认为影响罗马命运的主角是:皇帝、蛮族、将军、军士、奴隶。现在换个角度,认知到“非人因素”其实更有决定性:细菌、病毒、火山、太阳黑子周期。换言之,气候变迁与疾病瘟疫,才是决定剧本的匿名作者,将相英雄只是棋子。棋盘的变化决定了棋子的命运,过去的“棋子史观”恐怕要重新思考了。细菌、病毒、气候的威力,远比过去认知的更深刻,也就是说:大自然与生物学的角度,能对历史的理解产生新视野。”[1]而凯尔·哈珀(Kyle·Harper)以一种崭新的研究视角从重瘟疫和气候变迁这两种以前极容易被忽略的领域出发来重新审视罗马的灭亡的原因。并且作者结合了当代最前沿的基因科学、气候研究、疾病研究的技术,为我们重新讲述罗马覆灭背后的故事。但本书不仅仅是围绕环境史和疾病传播史,同样也对经济和政治领域进行阐述,伴以翔实的地图与丰富表格来对本书的观点提供支撑,无疑更加增添本书的史学价值。下文笔者将从气候和疾病对罗马的影响、导致罗马衰亡的三次瘟疫来详细阐述此书的史学价值。

气候的变迁影响罗马

随着2020年以来新冠疫情在全世界的肆虐,不仅是在史学界,对于整个人类来说医学史、疾病史变成了学界与公众普遍感兴趣的一大热门,人们热切的想从历史上的种种瘟疫流行中事件中找寻找答案。而关于细菌历史的研究则被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McNeill)所著的经典著作《瘟疫与人》中所构建的模型所主导的模型:“故事的关联线索是新石器时代的各个细菌池的兴起以及随后个细菌池的融合。农业使我们与家畜密切接触;城市创造了细菌传播所需要的人口密度;贸易网络的扩张让地方性病原体肆无忌惮地传播到其他处女地,导致了文明疾病池的汇聚[2]”,这段话无疑也是对肆虐全球的新冠疫情最好的注脚。2017年,俄克拉荷马大学凯尔·哈珀教授在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了《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本书的副标题简明扼要的指出全书的中心内容:气候和疾病。作者也指出“要了解罗马人是如何生活和死亡的,以及他们帝国的命运,我们必须要尝试重建罗马人所面对的人类文明与疾病历史的特定结合点。”[3]同时我们也可以从作者“罗马的命运可以提醒我们,大自然是狡猾而且反复无常的。”[4]这句话来反思人类应该如何面对当今的疫情。作者认为“我们才拥有了一些科学工具,让我们得以窥见(通常只是一瞥)环境变化上演的宏大戏剧,而罗马人在其中只是一个不知情的演员。”的论调打破了传统观念中“罗马的命运是由皇帝和蛮族、元老和将军、士兵和奴隶共同构筑的。”作者大胆的提出:“细菌和病毒、火山和太阳周期也起着同样重要的作用。”[5]那么作者是如何运用最近才拥有的的科学工具,不同于以往传统的文献资料呢?首先是环境史的科技手段,作者将这些称之为“历史学者越来越多地遭遇到所谓‘自然档案’的对质。这些自然档案有许多种形式。冰芯、洞穴石、湖泊沉积物和海洋沉积物,都用地球化学的语言保存了气候变化的记录”[6],而这些“自然档案”长久以来被历史研究者所忽视,一方面是由于科技手段的不发达,而另一方面则是历史学者们对其他学科了解不深入和历史学尚未与其他学科进行交叉研究。其次是可以被称之为医疗史的证据,“人类骨骼的大小、形状和伤痕,保留了有关健康和疾病的细微记录。骨骼和牙齿的化学同位素可以讲述关于饮食和迁徙的故事,对沉默的大多数来说,这些是他们的生物学传记”[7]。传统的古典学一直所为人诟病的一点就是“为帝王将相作史”,受制于史料来源的年代、作者的影响,学者们可以接触到的多为中上层阶级的史料记载,而医疗史的证据则更具有普遍性和大众性,作者举了盖伦(Claudius·Galenus)在见到可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传染病时候的例子:“这场疾病刚刚发生时,治疗一个被感染的年轻人的过程。轻微的咳嗽开始加剧,病人从喉咙里溃疡的地方吐出暗色的结痂。很快,疾病的典型症状出现了:黑色皮疹将患者的身体从头到脚包裹起来。[8]”面对这样宝贵的传染病史的资料就如在序言中所说:“大自然与生物学的角度,能对历史的理解产生新视野”[9],而这无疑就是从传染病学的角度重新审视历史。最后是天文学的助力,作者借助天文学的数据来表现气候的变幻无常:“这些剧烈的振荡主要来源于天体力学的节奏,地球自转和公转的微小变化都影响了接收到的太阳能….从人类的角度来看,在更新世,我们行星的摇摆晃动造成的结果非常混乱。”[10]天文学的数据甚至可以追溯到远古时代,数据可以准确到“这些档案告诉我们,罗马气候最优期是一段太阳活动程度高且稳定的阶段。太阳辐射的一次最低潮出现在公元前360年前后,另一次在公元690年前后,在这期间,太阳辐射一直在一个适度的范围内波动,并且在公元305年前后的一次高潮期达到峰值。”[11]相对于传统史料,天文学可以在更为广阔的时间尺度和宏观的视野来看待罗马帝国的兴衰与天文学的紧密联系。

作者在开篇先谈奥古斯都建立了所谓的“盛期罗马帝国”(high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统治之下持久的和平盛况,被称为“罗马治下的和平”(pax Romana)。作者认为在这种状况下“最先增长的是人口”,为了应对人口增长,随之而来的就是耕地的不断扩张。但同时罗马帝国也面临着“随着人口激增,人们被推向越来越贫瘠的土地,越来越艰难地从环境中汲取能量。”的情况,也就是托马斯·马尔萨斯(Thomas Malthus)所认为的“人口陷阱”,作者认为“前现代历史既不是一个缓慢地、稳步地通往现代化的过程,也不是俗话所说的曲棍球棒——直到工业革命非凡的能源突破之前,一直一成不变地维持在生存水平线上。事实上,它的特点是脉冲似的扩张和解体”正如戈德斯通所提出的“全盛时期的说法”。[12]作者也提出帝国之所以避免面临土地承载的极限,“罗马人不只是统治领土,将外围地区生产的盈余运送到帝国中心。实际上,帝国的结合是一种催化反应。罗马的统治缓慢而稳定地改变了其治下社会的面貌。商业、市场、技术、城市化:帝国及其境内许多民族都抓住了发展的杠杆。在150多年的时间里,在广阔的地理范围内,帝国显然同时实现了集约型和粗放型的增长。罗马帝国既延缓了马尔萨斯的审判,又赢得了极大的政治资本。”毫无疑问的是,在前现代化时代,罗马帝国取得这样辉煌的成就的前提,是“人口和经济增长的有利背景;人民和繁荣反过来又是帝国权力的有效保障”。[13]同时作者在认为气候对罗马帝国繁荣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在罗马统治的土地上,热量和湿度的变化都很重要,而且,气候变化会产生非常局部的影响”,因此作者也提出“罗马温暖期”(Roman Warm Period)的概念,即“在高日照水平和微弱火山活动的支持下,罗马气候最优期是一个温暖、湿润、稳定的气候,覆盖了罗马帝国的大部分地区。”[14]作者通过一系列的气候证据如冰芯中宇宙放射核素、平静的火山活动、植物生长的变化、树木的年轮甚至是台伯河洪水泛滥的季节。温暖的气候无疑是罗马农业的发展“是一个强有力的增长孵化器,它为经济中的农业引擎提供动力….气候最优期不仅仅是扩大了土地面积,还提高了土地生产力。”[15]然而这种幸福的时代随着“从3世纪40年代后期开始,发生的一切都是史无前例的:边境体系全面崩溃,古老货币制度彻底消亡,罗马境内发生了长期的皇位争夺战”,同时代产生了生活在“世界晚年”的想法,也意识到了“这场危机背后存在着突然而痛苦的环境背景,因此我们需要在拥挤的原因列表中,加入气候扰动和大规模流行病所带来的冲击。”[16]作者则以“罗马晚期过渡期(Late Roman Transition)”称呼这个年代,而造成现象的罪魁祸首就是太阳活动:“太阳活动是主要的外力作用。照耀在罗马人身上的阳光减弱了。铍同位素的记录显示,在3世纪40年代,日晒出现了急剧下降。寒冷如约而至。”[17]随着而来,罗马帝国也面临着在气候最优期结束以后,更长干旱期的来临。凯尔•哈珀在书中以气候的变化构建解释了罗马帝国兴起和衰亡的新模型,用一种全新的视角来看待罗马帝国的衰亡,不同于以往对于政治、经济、文化、宗教方面的论述,而是从气候影响罗马帝国的衰亡视角来看待,气候以及罗马帝国自身相互影响的动态过程。

瘟疫的流行改变罗马

在气候影响之外,作者重点阐述了罗马帝国经历的三次大规模瘟疫对帝国的破坏作用。这三次瘟疫分别是:“第一场大瘟疫称为安东尼瘟疫,约是公元160年之后的第2世纪”[18],据作者推测“他所描述的皮疹,从病变突起的出现到结痂和结疤的过程,可以让我们跨越我们与古代医生之间的文化鸿沟,将天花锁定为安东尼瘟疫的病因。”[19];第二场称为西普里安瘟疫在公元3世纪,“根据西普里安瘟疫的病理学和流行病学特征判断,似乎只有一种出血热病毒科最为匹配:线状病毒(filoviruses),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代表是埃博拉病毒。”[20]而在罗马帝国造成影响最大的公元6世纪爆发的查士丁尼瘟疫,“查士丁尼瘟疫的病因已经确定无疑地被锁定为鼠疫耶尔森氏杆菌。”[21]作者在本书中多次提出罗马帝国超前的城市化但面对恶劣的卫生问题;罗马帝国迫于人口压力不得不对环境的改变;帝国的连通性的问题,这一切都使得罗马帝国面临前所未有的流行病传播压力。如同作者所说:“罗马帝国建立了一种疾病生态,其影响是其创建者所无法想象的。帝国孕育的城市密度前所未有,此后的数个世纪也不会再有。帝国在异常广泛和多样化的地理范围内促进了迁移和连通。罗马统治下的环境改造的规模代表了新石器时代革命与工业革命之间最大的一次生态变化。”[22]

安东尼瘟疫对罗马帝国造成的损失不仅仅是大量的人口损失,[23]并且疫情极大的冲击了经济状况,“以小麦为价值衡量的实际土地价格暴跌”“货币的购买力降低了一半”[24]。而安东尼瘟疫对于帝国来说是一个转折点,也是罗马国家和社会发展中一段黄金时代的终结,随之而来哲学皇帝奥勒留也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这次死亡事件比帝国经历过的任何事情都要严重得多,带来的冲击让帝国系统承受重压。随之而来的政治考验是深远的。财政危机使帝国面临严峻的挑战;”[25]西普里安瘟疫却缺乏相应的史料记载,而西普里安的著作就是这场瘟疫最好的注脚。而与安东尼瘟疫不同的是,到了249年西普里安瘟疫出现时,罗马帝国已经失去了能够稳定社会秩序的能力,此时的庞大的帝国已经开始瓦解。首先是财政危机使得税收和货币价值的崩溃所引发的连锁反,维系帝国的重要支柱军队也因为收入的大幅降低而出现叛乱,而边境的叛乱则直接导致帝国陷入混乱之中:“瘟疫造成的人口损失和军事灾难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举一个例子,波斯国王沙普尔一世发动侵略的直接动机,就是他意识到罗马军队的力量已被瘟疫所削弱。”[26]

在晚期帝国重建的过程中,环境变化和人类的相互作用,而罗马的气候最优期已经随着帝国的黄金时代逝去,但是随着3世纪气候的波动,到了4世纪气候却意外的稳定了下来。“266年之后,在超过一个半世纪的时间里没有发生任何重大的火山爆发。太阳输出不断上升,在300年左右达到了整个罗马时期的顶峰,然后在整个5世纪维持了高水平。4世纪是一个明显变暖的时代。”[27]但同时气候也是不稳定的,严重的饥荒的旱灾也时有出现。[28]毫无疑问的是,4世纪温暖的气候给君士坦丁重建罗马帝国提供了极大的帮助,君士坦丁堡取代罗马成为帝国新的中心,气候的稳定带来的农业恢复和商业贸易的拓展[29],这些因素都导致君士坦丁堡成为整个地中海地区新的中心,为史无前例的一次瘟疫——鼠疫的爆发,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普罗柯比的记载能够展示这次瘟疫的对君士坦丁堡这座伟大城市的破坏性:“人们站在港口、十字路口和城门口清点死者。”根据约翰的说法,可怕的死亡统计一直累积到23万。“在那之后,人们只是把尸体抬走,不再统计了。”[30]这场浩劫造成了大概整个帝国人口一半损失,随着人口的大量死亡,瘟疫带来的还有农业的减产、政治体系的混乱以及财政体系的崩溃。而这场瘟疫造成的不仅仅是短时间内的动荡,“鼠疫杆菌的兴起是人类历史上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人类或许从来没有面对过如此致命和狡诈的敌人。相对来说,将整个中世纪夹在中间的两次大规模鼠疫,是历史上最严重的生物灾难。最初的浪潮在眨眼之间就扭转了两百年的人口增长趋势。接着,持续两个世纪的反复暴发,扼杀了复苏的希望。”[31]

小结

回顾作者的整本书的内容,始终离不开的是气候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按作者的话说是:“人类社会依赖于生态基础”,而我们从罗马文明的兴衰的背后也始终有着生态环境的变化。在前现代化的社会,农业始终是维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关键,而农业的发展又离不开气候的支持,因此罗马帝国的每一段黄金时期都有温暖而稳定的气候。农业的繁荣带来的是人口的快速增长,贸易的繁荣和政治上的稳定,这一切都离不来稳定的生态基础。但生态和人类是处于动态关联之中的,随着人口压力的增加,人类不得不向更多的未知领地开拓,而这些未知领地也是孕育细菌的绝佳场所,人类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最终也会反噬自己。而罗马帝国发达的贸易、流通性极强的道路一方面极大的维护了罗马帝国自身的同时,另一方面却给了细菌快速传播和相互演变提供了便利。作者也强调了我们要进一步关注微生物在历史发展中所造成的影响,“我们粗略地看一下人口增长的历史轨迹就会发现,从发明农业到最初的10亿人口,少数几个微生物敌人对人类社会的命运来说具有多么不可估量的决定性作用。”[32]作者无法预料的是,就在本书的中译版在国内出版不久,就爆发了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人们也再次认识到人类从前现代化到现代化的今天,生产力的飞速发展,改造自然能力的增强、交通交流的便捷无疑提供了微生物病菌孕育和大规模传播的条件。好在人类科技的进步也提供了抵御病菌的能力,现代政府的控制力也远比罗马帝国时期的强大,这一切都使得这次疫情造成的损失没有进一步扩大。我们再为人类科学技术强大而欢呼的同时也决不能忽略新冠疫情也造成了250万人的死亡和无法估计的经济损失,在这一一场疫情灾难面前,人类也应该重新反思如何处理与好生态环境的关系,就如作者所说:“我们可能会在许多方面看到,环境在创造并毁灭历史上最燿眼的文明之一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罗马不可避免地成了一面镜子和一种尺度。但是,我们不应该把罗马看作是一个灭亡文明的实例教训。相反,作为一个未完故事的一部分,罗马人的经验很重要。罗马人与自然的相遇,代表的不是一个永远消失的古代世界的最后一幕,而是一场新戏剧的序章,这样的情节仍在我们周围继续上演。在一个发展过快的全球世界,大自然的复仇开始显现,尽管人们一直在幻想一切都在掌控之中……这一切听起来似乎并不陌生。”[33]

[1]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9版,第8页。

[2]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24-25页。

[3]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24页。

[4]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8页。

[5]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7页。

[6]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20页。

[7]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20-21页。

[8]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37页。

[9]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8页。

[10]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57页。

[11]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62页。

[12]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6-17页。

[13]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8页。

[14]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59-61页。

[15]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72页。

[16]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77页。

[17]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79页。

[18]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9页。

[19]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44页。

[20]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95页。

[21]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281页。

[22]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01页。

[23]据作者谨慎估计可能有700万到800万人的死亡,占帝国总人口的10%左右。参见[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55页。

[24]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55页。

[25]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57页。

[26]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199页。

[27]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229页。

[28]作者认为公元4世纪存在着大范围的粮食危机,这种危机在之前很少出现。参见[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233页。

[29]这一时期的贸易恢复到了罗马帝国巅峰时期的水平,贸易的范围远及印度洋地区甚至是中国。参见[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291-296页。

[30]而根据作者估计这一地区的死亡率在50%-60%之间。参见[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307页。

[31]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329-330页。

[32]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393页。

[33] [美]凯尔•哈珀著,李一帆译:《罗马的命运:气候、疾病和帝国的终结》,第394-395页。

再探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改革

——戈德斯通革命理论视角下的“革命”

摘要:戈德斯通在《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一书中,通过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构建了一种国家崩溃的模型,认为17世纪的普遍危机实质上是人口增长超过土地承载力所引发的。并且导致奥斯曼帝国在16-18世纪的发展过程中呈现的“动荡——复兴”的“生态周期率”。笔者借助戈德斯通所构建的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模型,从戈德斯通如何构建危机模型、以及在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中是如何体现这一危机模型、重新审视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以及危机这三部分出发,再谈奥斯曼帝国近代的军事改革。

关键词:戈德斯通;人口结构——社会结构模型;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

“革命”一词在历史研究领域被看作是描述社会变革或打破历史“周期率”的叙事模式,但从1500年至17世纪上半叶起义和革命冲击着整个欧亚大陆。其中就包括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的投石党运动、欧洲各地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起义、奥斯曼帝国的“杰拉里起义”以及明朝的灭亡。历史学家们将这一时期称为“17世纪的普遍危机”。随之而来的是学者们对于这一“普遍危机”中各种事件的起因、经过、关联和意义的解释却众说纷纭。[①]戈德斯通(Jack·A·Goldstone)认为这些争论的根本缺陷是反思了马克思和韦伯思想中带有极其强烈的欧洲中心色彩“偏见”,一方面他们认为欧洲的历史事件标志着重大社会结构变化,以此来说明欧洲是富有活力的;另一方面,他们很少注意到亚洲发生的几乎同样重大的政治反抗和政权更迭,常常轻率地认为这些事件仅仅是农民暴动或是专制政权的更迭[②]。毋宁说戈德斯通认为引起国家崩溃浪潮的,是频繁出现的国家危机、精英分裂和民众动员。[③]

为了解释近现代历史上从未缺席并且占据重要地位的“革命”,西方史学家们也纷纷构建了自己的革命理论,其中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有:戴维斯(James·C·Davies)的行为理论强调从心理学的角度探寻革命的起因;塔洛克(Gordon·Tullock)的理性选择理论认为理性选择方法把革命看作是一项能为整个社会带来影响的公共物品,假设革命行为是个人的理性选择结果;亨廷顿(Samuel·P·Huntington)作为现代理论的代表认为革命是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种手段;巴林顿·摩尔(Barrington·Moore)也是从现代化的角度分析革命的起因。他认为,一切重要国家的现代化转型都必须经过革命。但是同其他现代化论者不同,摩尔更关心现代化进程中的农民问题,认为农民是革命冲突的根源;斯考切波(Theda·Skocpol)则认为革命的目的就在于创建国家。[④]而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同时指出革命不仅指社会政治的根本变革和社会制度的更替,也包括体制的改革以及与其紧密相连的日常的变革过程。[⑤]戈德斯通在《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一书中,通过人口结构和社会结构构建了一种国家崩溃的模型,在书中戈德斯通认为“我的研究方法具有主要两个特色:其一,全球人口增长趋势是如何影响早期现代社会的。…其二,本书构建了一个国家崩溃的危机模型。”[⑥]

笔者借助戈德斯通所构建的人口增长——社会结构的国家危机模型,重新审视奥斯曼帝国16-18世纪所面临的种种危机以及军事改革。本文从戈德斯通如何构建危机模型、以及在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中是如何体现这一危机模型、重新审视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以及危机这三部分出发,再谈奥斯曼帝国近代的军事改革。

一. 戈德斯通的革命理论

戈德斯通运用结构性视角研究社会和政治运动,解释国家崩溃的原因。他将人口统计学分析与结构性视角这两个因素结合起来,试图提出一个解释社会革命和反抗呈周期性出现的因果模型,即人口增长——社会结构模型。戈德斯通认为:“只有一个社会同时遭遇三种困境时,革命才会发生,这三个困境:(1)国家财政危机…(2)精英严重分裂…(3)动员民众团体的极大潜能…一般而言,这三种困境纠合起来就会产生第四个困境:异质文化和异端宗教思想日益凸显,然后异端团体就会成为反对国家的领导者和组织中心。”[⑦]戈德斯通强调人口因素是社会秩序失衡和国家崩溃的诱因。从1500年至17世纪上半叶这段时期被称为是“17世纪的普遍危机”,戈德斯通将长期的人口变化作为起点,探究人口变化的经济、社会和政治后果。他把人口变化与物价联系起来,并将二者与国家收入、精英阶层和民众的生活水准等因素联系起来,建构了一个解释国家崩溃的因果模型。[⑧]但是戈德斯通强调人口因素在革命和国家崩溃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大作用,但他的解释模型并非单一人口决定论,而是将人口统计学与因果结构模型结合起来,得到了一种解释革命和国家崩溃的人口增长——社会结构模型。戈德斯通也认为强调人口变化,但绝不只是基于人口变化一个因素。关键的问题是,人口变化是如何影响社会结构的主要方向的…尽管这个解释体系强调物质变化是国家崩溃的原因,但是,单有这些物质变化并不能决定任何成果。并且这两种因素虽然能够解释国家崩溃的原因,但并不能解释国家崩溃的结果。革命和国家崩溃之后的国家重建,是采取激进的变革还是强调传统的制度,主要取决于特定的文化结构和精英意识形态的发展。因此,他的解释体系强调人口、结构和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平衡关系,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国家重建的主导因素。[⑨]

戈德斯通同时也认为奥斯曼帝国在16世纪人口的迅速增长超过了耕地面积的增长,是奥斯曼帝国社会失衡和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并且他认为农业经济以及随之而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无法应对人口支持增长的沉重压力。而奥斯曼帝国一些列的军事改革除了应对西欧军事改革的需要,无疑也是为了解决国内的一些列的政治危机,下文将从人口增长——社会结构模型重新审视奥斯曼的军事改革。

二、奥斯曼帝国的军事改革

早期的奥斯曼帝国的军队并非是由组织的正规军,而是典型的游牧军队。这支游牧军队没有固定的兵源,士兵主要来自于部落中自愿参加军事掠夺的部落战士与怀有宗教热忱自发对拜占庭帝国进行袭扰的圣战者。但这种组织性和战斗力不可能与拜占庭帝国的正规军相抗衡,只能参与一些劫掠活动,无法真正的攻克拜占庭的城市。在对外扩张过程中,奥斯曼军队对于一支训练有素的步兵部队的需要变得逐渐迫切起来。[⑩]而奥斯曼帝国在建立初期通过伊斯兰教的思想吸引大量的人口加入到奥斯曼的领地,正如黄维民所说:“他(指奥斯曼)还以伊斯兰教古老的“圣战”思想武装他的那些战士,并吸收那些从小亚细亚各地纷纷赶来的圣战者、爱好冒险的勇士,以及其他突厥部落的成员,来迅速壮大自己的力量。在“圣战”思想的鼓舞下,那些以半宗教性质组织起来的商人、牧民和手工业者也纷纷响应,对奥斯曼的事业给予了热情的支持,帮助他传播宗教信仰,掠地劫财。”[11]毫无疑问在奥斯曼帝国崛起的初期,通过宣扬伊斯兰教的方法,吸引了大量的人口加入,为奥斯曼帝国早期的扩张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随之而来的,领土的扩张、人口的增长,奥斯曼帝国的统治者已经意识到“虽然奥斯曼人越过伊斯兰国家的边境进行征略,带回了丰富的掠夺品,使得奥斯曼人有了经济上的生存能力,但这种生活方式不是建立在一种可靠的国家经济基础之上,尤其是每当侵征不成功时,整个社会也就衰落瓦解了。”[12]根据戈德斯坦的人口增长——社会结构理论,人口变化会影响社会结构的主要发展方向。而奥斯曼的继任者奥尔汉选择更为有效的行政组织来管理,于是奥尔汉仿效突厥塞尔柱人的军事采邑制将土地分给有战功者,并把突厥塞尔柱人的圣典和统治方式一并接纳了过来,从而使得奥斯曼人的司法体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开始由习惯法向成文法过渡,即把原有部落的习惯记录下来,在伊斯兰法与突厥塞尔柱人成文法典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需要而酌加损益,编纂成为奥斯曼人自己的成文法典。同时奥尔汉也注重教育,注意培养人才并且在尼科米底亚城建立了一所清真寺学院。

但奥斯曼帝国作为以军事征服起家,并且不断扩张的国家,军队的组织形式和士兵招募就成为了改革的重中之重。传统的奥斯曼帝国的征兵方式被称为是亚亚(Yaya)的步兵部队,但是新建的步兵部队亚亚并非是一支真正意义上的常备军,在非战时士兵们只享有减免赋税的特权,仅在战时被从村庄中征召参战时按日领取军饷。[13]这种实际上具有半军半农的性质的步兵部队已经无法满足奥斯曼帝国扩张的需要,因此对军队进行了彻底的改编,建立了一支常备军。奥尔汉组建的常备军有两种:一种是由得到采邑的封建主提供的军队;另一种是通过招募组建的正规新军。[14]这支部队被称为是耶尼切里新军(Yeniçeri),耶尼切里新军的兵源是来自于军事奴隶,这些军事奴隶独立于社会体系之外,只忠诚于苏丹个人。在组建耶尼切里新军的早期的军事奴隶大多来源于战争中捕获的俘虏,而且属于苏丹的奴隶经过筛选后,其中身强体壮的人会被送往在埃迪尔内建立的培训学校。并且奥尔汉把获得的战利品的五分之一收归国库,作为新军的薪饷。[15]但是耶尼切里新军在为奥斯曼帝国开疆拓土的同时也暴露的许多问题:其一是士兵逃亡问题。耶尼切里新军的士兵多来自于欧洲基督教国家,已经形成自己的宗教信仰和作战方式,无法适应伊斯兰教的信仰和奥斯曼帝国以复合弓为主要武器的战斗风格。再加之受到基督教教义的影响,对伊斯兰教怀有异端的思想,不愿意为奥斯曼帝国效力,出现大量逃亡的现象。其二是兵源的不稳定问题。军事奴隶们大多来自于战争中的俘虏,这种兵源供给模式无法稳定的为军队供给人力。奥斯曼帝国迫切需要一套新的人力供给系统来为军队提供稳定的兵源。正如戈德斯通所强调的:“人口、结构和文化因素之间存在着一种特定的平衡关系,文化和意识形态是国家重建的主导因素”[16]。面对人口增长带来的军队增长需求,奥斯曼帝国建立了一套被称为“德米舍梅(Devşirme)”的新制度。德米舍梅意为青年的聚集,是奥斯曼帝国针对帝国内非穆斯林居民的一种人丁税,通常由军队派遣专员根据登记册到基督教家庭征召10-16岁的儿童与少年代替之前的俘虏作为军队兵源。[17]这种对于征兵制度的改革一方面是出于统治地区人口的增长,尤其是非穆斯林居民的增长,另一方面是基于对非穆斯林居民的控制和利用。李圣彬认为:“来自基督教家庭的儿童少年还没有接受过系统的军事训练,身心在军事上具有很强的可塑性,可以没有障碍的接受奥斯曼式的作战方式,在军事训练中,儿童与少年相比成人具有更好的服从性,从少年儿童时代开始的共同训练也能锤炼士兵间的凝聚力。在文化上,尚未形成系统认知观念的少年儿童对接受土耳其文化与皈依伊斯兰教抵触较小,也容易被灌输忠诚于苏丹的忠诚观念。”[18]而随着军队规模的不断扩大,奥斯曼帝国的财政收入也无法满足需求,在将军事采邑转化为包税制下的税收农场前,奥斯曼帝国缺乏向全国各地征收赋税的能力。对外军事掠夺成为了奥斯曼帝国获得资金,支付士兵工资的重要手段,耶尼切里新军的收入中很大一部分的比例来自于战争中的掠夺。正如戈德斯通所提出:“出现了国家财政危机”的情况,因此在17世纪初,这种传统的奥斯曼帝国军队体系逐渐开始难以满足帝国在对外战争上的需要,势必要对传统的军事体系进行改革。

17世纪初奥斯曼帝国开始了对自身经济体系与军事动员体系的改革。随着经济秩序的重组与人口群体向军事阶层的转变,不仅军队的整体面貌发生了改变,奥斯曼帝国的整个社会秩序也迎来了一次大变革。一方面是包税制度的改革。以军事采邑为主要收入的西帕希骑兵们在长期的军事服役中时常入不敷出,大量西帕奇骑兵不再愿意响应帝国的征召。对西帕希骑兵的改革主要分成三类:第一类不再服兵役,转而以货币的形式向帝国缴纳免役税。第二类主要为不愿意再持有采邑的军事采邑持有者,奥斯曼帝国将他们曾经持有的采邑进行了重新的规划与分派,逐渐改造为了缴纳货币税的包税制农场。第三类为继续愿意服兵役的采邑持有者,奥斯曼帝国出于亚洲战场对骑兵的需要,依然让他们保持着旧的军事采邑体系。[19]另一方面也对宫廷骑兵部队的人员数量和军费也进行削减。从17世纪初的1.3亿银币下降到了17世纪末的6700万银币。[20]同时耶尼切里新军的数量也不断膨胀:“奥斯曼帝国迅速的将耶尼切里部队的人数由16世纪末的1.2万人扩大到了17世纪中期的5.6万人。截止到1654年,共有51047名耶尼切里在册,其中33463人为野战部队,17584人负责拱卫要塞。[21]”而传统的耶尼切里的影响力不仅仅只停留在军队,其影响力已经扩大到了世俗事务。从16世纪开始,耶尼切里新军逐渐肩负起了首都的公共服务事务,其职责由拱卫首都扩展到了消防、缉盗、犯罪管控等城市公共事务。耶尼切里作为奥斯曼帝国精锐部队,其军饷也是十分高昂,但是随着耶尼切里部队的规模不断扩大,成为帝国财政极大的负担。面对这种情况奥斯曼帝国不得不采取不断通过贬值货币的方式来减少对耶尼切里新军的军饷支出。但是这种财政措施并不能满足耶尼切里的收入,面对如此情况,耶尼切里新军逐渐开始参与君士坦丁堡的商业活动并且凭借特权逐步成为君士坦丁堡堡手工业者行会与劳动力市场的幕后控制者。“在面日益严峻的财政问题时,奥斯曼帝国最初选择的是以传统的方式来解决这一问题,主要手段包括贬值货币、发行国内贷款、增加新的税种、出售多余的文职与军职。这些传统的手段并没有起到太多的积极作用,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新的问题,贷款行为本身是伊斯兰教教义所唾弃的,买卖官职则加剧了政治腐败与军事腐败,税收的增加加重了各行省的负担,币值的不稳定则威胁到了到了奥斯曼帝国这一时期以黄金和白银同时作为金属货币的复本位制度。”[22]这种现象无疑是符合戈德斯通所构建的人口增长——社会结构模型:

简单地说,这个时期的农业大国,尚不能有效应对人口稳定增长所造成的影响,这种人口的稳定增长贯穿欧亚大陆的北部国家因为早期现代国家的税收体制是建立在基于人口或土地的固定税率之上的,财政收入就会落后于通货膨胀,因此,国家别无选择,只能不断的加重税收。更加实际的情况是,人口数量的增长导致军队人数的扩大,因此实际军费也就增加了。但是,试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会遭到大众和精英的抵制,因而很少能满足不断增加的经费缺口,结果,17世纪主要的大国虽然税收增长很快,但仍然陷入了财政危机。[23]

面对财政紧张的情况,传统经济调节手段的收效甚微迫使奥斯曼帝国不得不开始寻求新的解决办法来应对财政危机。出于满足战争资金的需要,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逐渐将在战时加收的战争税转变为了常规税,税收的形式也由以实物税转变为了以现金税为主。但无论是如何改变税种的形式或是征收方式,奥斯曼帝国此时的税收体制还是基于人口和土地的基础上,那么就无法摆脱戈德斯通所建立的人口增长——社会结构模型。尤其是蒂玛尔制度在16世纪被不断的上涨的物价所毁灭,因为蒂玛尔的税收以固定的金额征收,且评定体制依然是维持15世纪的水准,帝国政府的财政已经无法支持现有的军事体系。根据戈德斯通的数据 “1597年至1648年,按实际价格计算,政府收入仅16世纪早期的50%-60%[24]”,而蒂玛尔体系的崩溃最直接体现就是17世纪的“杰拉里”叛乱。[25]“杰拉里”叛乱的组成人员多是游牧部落成员与破产农民,随后加入还有什叶派教徒以及扩展到奥斯曼帝国的其他群体。而奥斯曼帝国在17世纪的军事改革使得一大批西帕希骑兵失去了采邑,在战后对雇佣兵的大规模遣散促使了无业雇佣兵们逐渐转变匪盗,这两点原因直接导致了17世纪奥斯曼帝国内杰拉里叛乱频发,这一切背都与财政的崩溃紧密相连。对于奥斯曼帝国军队和政治生活中的中坚力量耶尼切里新军来说,17世纪的军事改革也使得大量的土耳其穆斯林涌入,此时的耶尼切里新军的人员结构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受帝国权力中心由军人阶层向文官阶层转移的影响,大量出身于权贵家庭的新兵被任命为了新的军官。尽管耶尼切里新军中的保守派试图抵制这一趋势,但是团级以上的高级军职依然被权贵阶层所垄断。而另一方面人员结构的转变切断了耶尼切里新军和苏丹在法理上的联系,耶尼切里新军与苏丹不再是伊斯兰文化中传统中主人与奴隶间保护者与被保护者的关系。正如戈德斯坦所说:“奥斯曼帝国税收制度的失败是军队叛乱和民众起义的基础。”[26]而从人口的不断增长,军队数量的不断扩大以至超越了土地的承载三线,理所应当的就出现了财政危机。而作为奥斯曼帝国政治权力中心的耶尼切里新军受军事改革的影响也失去了传统的上升空间,再加之大量城市失业游民和失去采邑和收入的军人,再加之奥斯曼帝国境内宗教信仰、民族冲突交织,上述种种的因素都十分契合戈德斯通所提出来的面临革命的四个要素,即国家财政危机、精英严重分裂、动员民众团体的极大潜能和异质文化和异端宗教思想日益凸显。正因为此时的奥斯曼帝国在军事、政治以及经济方面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所以随后的18世纪奥斯曼帝国传统军事体系的早期现代化改革也是顺理成章和迫在眉睫。

三、小结

回顾奥斯曼帝国17世纪的军事改革,其背后无疑是紧密的与奥斯曼帝国领土的扩张、人口的增长,军队数量的扩张紧密关联的。奥斯曼帝国在18世纪通过大维齐柯普吕律(Muhammad Fu’ad Koprulu)的改革而复兴,戈德斯通也指出柯普吕律之所以能够复兴奥斯曼帝国,其中有几个因素难以忽略:首先是奥斯曼帝国在欧洲的领土还能承受土地供给所带来的压力,并未像小亚细亚地区一样面临崩溃,因此柯普吕律才有打击腐败、整顿近卫军、恢复奥斯曼帝国秩序所需要的资源;其次还得益于生态平衡的恢复。而生态平衡恢复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受到“杰拉里”叛乱的影响,奥斯曼帝国的人口锐减,直到18世纪末才恢复到1600年的水平;最后是统治阶级秩序的稳定。随着人口的减少以及通过起义重新洗牌的权力中心,宗教阶层变得十分稳定,以“新的法团式稳定”取代了16世纪的“竞争性流动”。并且在艾哈迈德三世在位期间,社会秩序和财政秩序得以恢复,随之而来的就是物价水平回归到一个稳定阶段。一个稳定的财政收入和精英阶层也使得奥斯曼帝国的军事实力恢复到16世纪。[27]因此正如李圣彬所说:“在17 世纪初,奥斯曼帝国通过一系列的军事改革使得自身适应了新的战争模式。这些军事改革尽管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问题,但是总体而言瑕不掩瑜,军事改革推动了奥斯曼帝国军队向近代早期(pre-modern)军队的转型。”[28]戈德斯坦也在其书中指出奥斯曼帝国从16世纪早期到18世纪早期,奥斯曼帝国社会动乱背后存在着“生态周期”,动乱之后是恢复,然后转为更大程度的稳定。但随之而来的是18世纪之后又重复这一“动乱—改革”的模式。[29]笔者借助戈德斯坦所构建的人口增长——社会结构模型,再加之与17世纪奥斯曼帝国一系列动荡和改革背后所契合的“生态周期”理论,从一个新侧面来重新审视奥斯曼帝国16-17世纪的军事改革背后本质是人口增长达到了土地承载上限所引发的一连串“多米诺骨牌”式的效果,对现在正处在“由金山银山向绿水青山”转型过程中的我国来说也相当的具有参考价值。

[①]关于“17世纪的普遍危机”有些学者认为危机标志着资本主义历史的转折点,而其他学者则认为这些事件主要是政治性的,标志着专制主义的危机。有些学者试图解释17世纪的经济大萧条但其他的学者某些地方的经济发展,大萧条之说并不存在。关于“17世界的普遍危机”参见[美]杰克·戈德斯通著,章延杰等译:《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②杰克·戈德斯通著,章延杰等译:《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2页。

[③]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IV页。

[④]关于西方革命理论的划分,戈德斯通将革命理论大体可划分为四代,即20世纪初—20世纪40 年代的自然史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般理论阶段(包括心理学的挫折理论、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和政治学的政治冲突理论)、20世纪70年代中期—20世纪90年代的结构性途径的革命理论研究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的第四代革命理论。具体参见Jack·A.Goldstone. Toward a Fourth Generation of Revolutionary Theory[J].Political Science,2001(4)。而关于战后西方革命理论的发展参见郝文杰:《战后西方革命理论研究述评》,《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⑤]关于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观以及在马克思主义革命观基础上发展而来的革命观在此不是本文的重点,便不做详细阐述,详情参见吴静:《马克思的革命现及其当代意义研究》,华中师范大学硕士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系硕士学位论文;张亦阳:《马克思革命观及其当代意义》,华中师范大学硕士马克思主义哲学系硕士学位论文;[美]罗伯特·查尔斯·塔克:《马克思主义革命观》,《理论建设》2017年03期。

[⑥]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II页。

[⑦]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III-第IV页。

[⑧]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28页。

[⑨]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25页。

[⑩]关于奥斯曼帝国早期军事组织的建立可以参见李圣彬:《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研究(1789-182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11]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50页。

[12]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第53页。

[13]李圣彬:《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研究(1789-182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14]黄维民著:《中东国家通史:土耳其卷》,第53页。

[15]黄维民、慕维琴著:《土耳其史话》,中国书籍出版社2014年版,第48页。

[16]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25页。

[17]哈全安著:《土耳其通史》,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2014年版,第43-44页。

[18]李圣彬:《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研究(1789-182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19]李圣彬:《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研究(1789-182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20]Mesut Uyar,Edward J. Erickson,A Military History of the Ottomans: From Osman to Atatürk,New York:

Praeger press,2009,p.89. 转引自李圣彬:《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研究(1789-182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21]Gábor Ágoston,Military Transformation in the Ottoman Empire and Russia,1500–1800,Kritika Explorations in Russian & Eurasian History,2011(3);转引自李圣彬:《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研究(1789-182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22]李圣彬:《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研究(1789-182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23]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23页。

[24]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355页。

[25]关于“杰拉里”叛乱的称呼源自于1519年杰拉里谢赫(Shikh)领导的地方起义,奥斯曼帝国中央政府将参与杰拉里谢赫领导的起义的游牧部落成员与破产农民统称为杰拉里。到了1550年,偏远地区的什叶派宗教学校的学徒们开始成为了地方叛乱的新群体,这些暴动的什叶派学徒们也被称为杰拉里。1570 年之后,奥斯曼帝国境内小规模的地方城市暴动频发,这些暴动在1596 年达到了高潮。随着地方叛乱中人员阶层与地域的复杂化,杰拉里一词逐渐扩展为了对奥斯曼帝国境内所有地方叛乱人员的统称。

[26]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356页。

[27]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378-379页。

[28]李圣彬:《奥斯曼帝国军事改革研究(1789-1826)》,西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硕士论文。

[29]杰克·戈德斯通著:《早期现代世界的革命与反抗》,第380页。